DANCING
THEMOON
年10月，
汉口沦陷后，国民*府迁往重庆，
外国各大通讯社、报社的驻华办事处
也随之转移到陪都，
重庆成为“远东战场的新闻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常驻重庆的外国记者有17人。在重庆，这些外国记者由国民*府对外宣传的中宣部国际宣传处（简称“国宣处”）管理。这些外国记者每月5日，在两路口的外国记者招待所参加国民*府中宣部的新闻发布会，撰写的报道经过国宣处检查盖戳后发往世界各地。此时的外国记者相比抗战初期人数明显增多，但由于信息来源有限和国民*府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国际报道的空间却不断紧缩。
美国记者阿奇·斯蒂尔回忆，中国的战时首都设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山头，自然美景令人印象深刻，但对记者来说并不是愉快的经历。在重庆，主要信息源仅有董显光负责的国民*府新闻机构和周恩来领导的中共联络处。被各国媒体派来进行战争报道的记者们，从重庆往返长江中下游的战争前线需要跋涉接近两周的时间，同时他们还肩负着日发稿-字的硬性任务，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守住国民*中宣部这个重庆最大的新闻集散地来编故事，并从当地的中文报纸上寻找有价值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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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记者还面临国统区严苛的国际新闻检查。国民*府先后出台一系列限制外国记者采访、控制国际新闻电报和邮寄的检查办法。以“一切有利于中国”的暧昧标准，国宣处的新闻检查官经常随意删改、扣发外国记者的报道而不通知记者本人，记者所供职的报社也常常为收到这些劳民伤财而又被篡改得晦涩不通的新闻感到恼怒。
有限的信息源加上严苛的新闻审查，外国记者尤其是美国记者的中国战局报道，总是紧跟国民*的路线，甚至流于对国民*领导人毫无根据的“吹捧”。只有极少数外国记者甘冒执照被吊销的风险突破国民*府的新闻封锁，前往战争前线、农村和抗日根据地，全面报道中国的革命形势，揭露国统区的黑暗*治，反映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对未来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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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庆的外国记者组织成立“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不仅屡次要求放宽新闻检查标准，给予更多采访自由，而且提出了采访延安的要求。经多方努力，年4月，21名中外记者的延安之行终于敲定。
此后，《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的《北行漫记》、美联社记者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时代》周刊记者爱泼斯坦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一系列介绍和肯定中国抗战力量、全面反映中国革命形势的报道和专著相继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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