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镇
五、走向市场
在重庆进行试点改革之前，我国在企业改革上已有些动作，在观念上有3个重要转变，一是承认产品是商品，二是承认商品必须有利润，三是承认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改革前锋指向企业自主权，在统得过死的管理体制中逐步给企业松绑放权。第一把火由四川烧起，先选了10多家企业进行扩大自主权试点，以后逐步增加到多家，多家，尽管涉及的内容在范围和深度上还极其有限，但毕竟迈开了步子，市场格局有了些微变化，产品广告也出来了。
上世纪80年代的重庆港码头
第一个广告据说是临江机床厂打的。这个厂在灌县，由南京搬来，属“三线”企业，主产手表机床。年代初在《人民日报》刊登大版广告，讲他生产手表机床，还生产铣床、磨床，讲他厂在什么地方，如何联系，等等。
计划经济只承认生产资料的产品属性而否定其商品属性，因此那时生产资料不能自由交易，统一由国家分配，产品广告基本无用武之地，文革中更把广告认定为资本主义的妖魔*怪而大批特批，从此广告在中国销声匿迹。临江广告显世，以强烈的感官冲击力，撞开了人们一扇思维窗口，释放出在记忆深处沉睡经年的商品意识。之前有的厂多年用临江厂产品，都是通过物资局购买，然后在物资局仓库提货，广告打出后，他们跨过地区和行业，直接到厂里交钱提货。这既少周折又省开支，谁还不乐而为之？物资局，这个典型的计划经济产物被晾在了一边。
临江厂打广告的事发生在四川省*府在温江举办的生产资料展销会，这个会上还有件轰动的事。
四川办会的本意是组织一个有形市场，让全川，当然也包括重庆的扩权企业，在这个有限市场试试水，培育竞争意识。这种形式当时国内不多见，因此吸引来许多国内厂商，光生产氧气瓶的就来了成都厂、天津厂、上海厂，等等，会场热闹非凡。
大家以前没在意，当产品集中在一起，这才发现大有文章。上海氧气瓶质量最好，价格反而最低，即使加上上海到四川的运费，价格上还有优势，于是所有氧气瓶用户都涌向上海厂展柜。无形中形成了优胜劣汰的格局。
那些产品质量不过硬的厂家急了。重庆长江机床厂的摇臂钻在会上受冷落，厂长、书记一个一个房间走访用户，拍胸脯说，现在我们这个产品有点问题，今后一定包你满意！他们希望老客户们不要对他们失去信心。还有些厂当场就提出搞“三包”:包退、包修、包安装，用附加值吸引客户。另一些厂更抛出“四包”，除了那三包，再加上包运，送货上门。大家都想抢占市场份额。
一个市场，像牛鼻绳一样牵动了所有企业。
这放在今天毫不出彩，但那时却很具冲击力，它迫使人们重新审视固有的价值观及其目标模块。重庆官员和企业管理者因为肩负改革试点任务，还有更深层次的思考。
改革试点第二年春，总理到重庆来，廖伯康汇报完工作说:“我们能不能提个问题？”总理说“可以呀！”他就说:“经济是什么嘛，无非是生产、消费、分配。既然我们的生产是商品生产，消费也是商品消费，为什么不叫商品经济？”那时中央的统一提法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总理一听，“哎哟，你这个问题敏感得很噢，北京现在都不能提噢。”廖伯康忙说:“我们这是在重庆提嘛。”总理说:“在重庆可以提，但不能讨论。”廖伯康于是打住话头。
这年仲夏，廖伯康收到总理办公室转来的一份复印件，那是总理给小平同志的一个报告，就一页纸，寥寥几句话。总理提出:生产是商品生产，消费是商品消费，能不能提商品经济？小平同志在这段话下划一道红杠，拉出来，批了两个字:“可以”。
北京发来这份复印件，没附任何说明文字，但廖伯康认为“此时无声胜有声。”
后来，这个观点出现在*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文件中。国内外立刻捕捉到这一动向，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步入了新高地。
包括廖伯康在内的重庆市领导自然对这个新动向理解更透彻，于是他们关于重庆企业改革的目标考虑更加明确、精准。
他们想尽快把企业培育成市场主体，而且得快，要抢在全国前头，这既是改革试点的使命使然，更是为重庆企业发展着想。他们认为，既然笃定要实行向市场化的战略转移，那早转就早占先机。
他们用比全国更快的速度，在全市企业中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利改税。利改税改革的最大好处，在于分清了企业和国家包括地方*府的关系，落实了利益、责任和权力，从而让企业在面对市场时有了创新空间，当然也给企业增添了压力，改革以后，每家企业，机会与风险同在。
走到这一步，企业发展路上的诸般矛盾的轻重排序起了变化，分配上的问题逐渐显得突出，成了重庆企业能否成功参与市场竞争的关键。
因为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劳动生产率能否持续提高，进而能否持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当时有个很具中国特色的现象:国营斗不过集体，集体斗不过个体，越是投入多、规模大、有机构成高的，反而越没有竞争力，资本市场的普遍规律在这里转了向。个中原因多多，但最关键的，是平均主义作祟，越大的企业“大锅饭”越沉重，分配上的矛盾越集中，职工生产积极性越难调动。
利改税为扭转这种局面创造了一定机会。因为企业终于有了留利，利改税第一年，重庆直属企业账面上就多了多万。这笔钱原则上由企业自主支配，不过国家也有规定，只准用于自我积累和内部分配，并且确定了比例。这在当时已是很大的突破了。
在国家的大原则下，重庆推出3项地方*策:其一，允许企业在奖金总额限度内，对个人奖金分配拉开差距，奖勤罚懒;其二，调资实行浮动升级，也就是今年调上了，明年如果工作不好又要调下来;其三，工资二八开，80%固定，20%拿出来建立奖金基金。在当时环境条件下，这3项*策较好地演绎了“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大锅饭”的坚冰至此开始迸裂。
但是，坚冰总归是坚冰，即使迸裂它仍然有梭有角，并且坚硬锋利，否则“泰坦尼克”的悲剧就不会出现。重庆的企业分配制度改革很快遇到挑战。
那时国家对奖金是封了顶的，规定全年奖金总量最高不得超过工资总额20%，即大约2个半月平均工资。这显然与“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有差距，这是改革的阶段性带来的局限。重庆想在这个基础上再有点突破，曾当面向国务院总理提出来。
总理也觉得封顶会挫伤企业职工创造力。鉴于重庆正在进行改革试点，他在当场征询了财*部意见后，给重庆开了一道口子，同意重庆的奖金总额增加10个百分点，即最高可达工资总额的30%，而且以全市为单位计算。他想让重庆的改革步子比全国其他地区快一些。
下来重庆就传达下去了。那是在一个大会上，会场就在重庆人民大礼堂，到会0多人。廖伯康代表市委传达了总理讲话精神，下面响起一片嗡嗡声，音调中透着喜气。廖伯康坐在台上，也是喜气洋洋。那时他绝没想到，一场风波就将来临。
由于由市里控制奖金总额，于是当市里再按照各企业效益进行二次分配时，就难免有高有低，高的突破了30%的国家规定。不久《人民日报》刊出一篇评论文章，严厉抨击“某大城市”越权发奖金，尽管没点名，但重庆上下都明白所指为谁。
《人民日报》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一个以吴敬链为组长的研究小组向中央提交了1份报告，认为国内出现经济过热苗头，建议在金融方面加强宏观控制，这份报告在国家最高层获到较高支持率，中央为此连续召开3次省长会议，要求各地严格控制信贷和工资奖金的发放，实行财*、信贷“双紧”*策，以避免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重庆正好撞到了枪口上。
《人民日报》历来被看作中央的“话筒”，那篇文章让重庆人感受到压力，有人因此主张改回去，市领导不断接到下面打来的请示电话，“书记，改不改？”。
《人民日报》显然不了解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重庆经过总理特批。而重庆正相反。重庆市委市*府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新的奖金*策刚刚开始执行，转过身就收回成命，给人感觉*策忽东忽西，而*策不稳定最易引发群众情绪波动，直接影响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因此市领导对那些咨询一律答复“不能改，一改就乱套了”。
《人民日报》也不依不饶，不久又在第三版发表一篇文章，还加了框，强化了份量，而且直接署上了作者姓名，那竟然是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副总理在文中毫不客气地点了重庆的名。
眼见得篓子捅大了，重庆有人架不住了，各种议论纷至沓来，直接针对市委的批评也出现了。但市委没有软，决定先由财*拿钱垫付，兑现企业奖金。廖伯康叫来财*局长雷振南，要他准备万备用。他说，“一定要兑现承诺，否则改革走不下去！”话是这么说，他还是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说来也怪，北京以后再没起波澜。也许总理给那位副总理通了气，也许还有别的原因，反正没有人追究重庆。重庆市委市*府长舒一口气。
重庆的企业和*府职能部门十分感激市领导在关键时刻对他们的保驾护航，作为回报，一批国内知名企业和知名品牌，如嘉陵摩托，长安汽车等，白手起家迅速崛起，并逐渐成为重庆支柱产业。国家有关部门年曾搞过一次“全国最受用户欢迎汽车”海选，由驾驶员自由投票，结果重庆拿到3个“金牌”，分别是“微型车第一名长安面包车”、“重型车第一名铁马”、“载重车第一名红岩”。而那次一共就只有5块“金牌”。
雷振南可能是那些年笑得最甜的人之一，因为那些年重庆财*收入年年增长，年时在年基础上翻了一番，改革试点中重庆每年上缴国家近10个亿，比四川省对国家的贡献多1倍，每次到北京开会，他这个财*局长都很有面子。
改革试点进行到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个亿，是改革开放前的近3倍。从年到年，重庆市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而且上下偏离不大，是一种稳定、持续的增长。
六、冲关突围
改革试点前，一位重庆先生因在公交车上遭遇尴尬，被朋友们取笑了好多年，笔者认识这位姓汤的先生，对这事知之较详。
那时公交车少，所以特别挤。一天早上，这位刚过“而立”的汤先生倒是很快挤上了车，但后面还在涌动，强大的推力将他推来搡去，直到车门合拢他才立住脚跟。但他刚一定神，猛然就觉得毫毛倒竖，原来在外力作用下，一位看上去20出头的姑娘正好与他面对面，而且贴得很紧，车子的晃动又不断在推波助澜。那位姑娘脸红红的，头偏向一边。
千不该万不该这一幕被旁边两个毛头小伙子发现，大概觉得有趣，他们干笑两声，笑声中明显带着暧昧，姑娘于是架不住了。也许想表示清白，她猛然向汤先生大吼:“转过身去！”
汤先生一楞，下意识回一句:“后面抵得紧，我转不过去。”音调不高，显得被动。不过，此时他后面和左右的确被挤得紧紧的，他根本无法转身。
姑娘可不管这些，脱口骂道:“流氓！”
车厢里轰然一片笑声，好奇的笑和怪意的笑都有，几乎所有目光都被吸引过来。
这位汤先生比较君子，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应，他额头冒汗，双目圆瞪，一个劲“你，你，你！”，就是说不出下句，极其窘迫……
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重庆公交车
这事浓缩了那时重庆公交的基本状态。那时的重庆公交，人们谈起就摇头。重庆市委梳理改革试点中亟待换取群众口碑的问题，公交被列在前面。
但解决起来有点扎手。从文革后期起，重庆多次想解决群众乘车难问题，好几任主管副市长甚至跟车当临时售票员，想通过实际体验找到解扣的方法，结果都无功而返，因为他们得出的结论无一不是增加运力，而那时公交公司跟其它企业一样，根本拿不出钱买新车，市*府也没有富裕财力支持它。
在改革的背景下，重庆变换思路，市*府出台一份文件，号召所有有车单位，无论国营、集体、个体，无论机关、工厂还是事业单位，都来参与公共交通，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社会办公交”。
局面立刻就生动了。那时大单位都有交通车，平时除了上下班用用，其它时段基本闲置，市*府文件发出后，单位车都开出来了，大型客车、中型面包车等什么都有，面包车有20几座的，有10几座的，还有几座的，颜色也是五花八门，司售人员也是老少不等，甚至单位办公室主任亲自当售票员――那可不是为挣钱，实实在在是出于安全考虑。看上去确实有些乱，但群众的乘车难问题的确极大缓解，市民评价非常好。
这件事对重庆后来关于市场力量配置的考虑产生多大影响？一时难以考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通过这件事，人们看到了社会的潜力。
这事过后不久，市领导分头到各区县走了一遭，在主城区，市领导直接下到了街道。目的就一个，动员大家把乡镇企业和街道企业搞起来，把经济发展的路子弄得更加宽广。
领导下去不光靠嘴说，当场就解决问题。他们让各行业局对区县进行技术支援、设备转让，或者直接下订单，反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来扶持千*万马上市场。
铜梁县氮肥厂搞技术改造，却没有资金，市化工局拨去50万元，就彻底解决问题，铜梁欢天喜地。荣昌肥皂质量不过关，长期积压，产量徘徊不前，效益自然不好，肥皂厂年年亏损，市里面也给它拨去50万元搞技改，并且让市日用化学工业公司派人指导，一年后，情况大变，产品销得很好，生产也被带动起来，年产量陡然增加19倍。
也有不拿钱的扶持，那全在一个“巧”字上。
主城与周边区县历来有公交客运，上午从公司发出，下午由区县返回，晚上汽车统统进车库（场），以便管理。然而公交公司方便了，乘车的人却难了，尤其那些挑着鸡呀、鸭呀、鱼呀等鲜活农副产品的农民，下午乘车进了城，东西却不好脱手，只得在旅馆住一宿，这就增加了销售成本，这是一难;东西放一夜，少了鲜活，体质弱的鸡、鸭、鱼还有蔫儿了的，拿到市场上就不那么硬气，这就削减了产品竞争力，这是又一难。
市委市*府敦促公交公司以市场需求调整班车档期，上午出城的班车改为下午发，当晚就停农村，第二天一早返回主城，让农民进城就能卖，下午就能回家。高峰时重庆一共有辆这种班车，涵盖主城周边所有卫星城市和大的乡镇。
这是一种打破传统思维的助农方式，没花一分钱，就把局面扭转过来，卖农副产品的满意，城市居民也高兴，因为这让他们菜篮子更丰富也更有质量。结果，在市场带动下，周边农民进城经商的积极性陡增，城乡物资交流日愈繁荣。
这种模式后来被交通部总结规范，定名为“农村夜宿班车”，向全国推广，它一度成了全国交通系统完善市场机制的一个名牌产品。
这期间，重庆手里还有张大牌，就是本文开篇提到的重建新民生公司。它意义在两方面，对全国，它是在中央直接指导下扶持民营企业，改变市场所有制结构的示范;对重庆，则是动员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市场竞争，壮大城市经济实力，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探索。
那时候中国还是“有计划的商品生产”，人们对私营经济的认识极其有限，仅限于那种赚取地区差价或批零差价的个体商贩，顶多也就是科技含量不高的生产作坊，很少将它同有规模的现代实业连起来。民生公司重出江湖，不光在重庆，在全国甚至海外，也极具爆炸性。有外国记者惊呼:“这是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件大事。”纽约《北美日报》的一篇文章写道:“最能说明当前中共允许甚或鼓励发展企业的例子，莫过于四川省重庆民营的轮船公司‘民生公司’的复业。”
重庆市全力推进民生重建。自王谦春节前接见卢国纪后，3月8日，重庆市3位主要领导王谦、廖伯康、于汉卿又专门将卢家3兄弟――老大卢国维、老二卢国纪、老三卢国纶――请到市委一号楼，再次商量重建民生的事。
市*府为新的民生公司解决了部分造船贷款和钢材，开办经费也是市*府主动借给的。而新民生公司的组建方案，以至公司宗旨、经营方向等大*方针，也凝聚了市顾委副主任马力和市经委主任刘志忠的心血。马力和市委副书记崔连胜甚至陪同卢国纪挨家借船――为了能尽快开业，民生先搞合营船队，后办自营船队。合营则需要向有船单位借运力，运输利润两家对分。当时部分沿江企业有自己的船队。
在改革的环境下，重庆用改革的手段，扶着民生公司一步步走向市场。
民生公司的发展，在这年春夏，随着气温，渐渐达到高潮。
5月初，市财*局长雷振南奉市长于汉卿之命，亲到公司筹备处，安排市*府的那笔万元无息贷款的拨款进度和还款时间，那可是从市*府有限的能交基金中挤出来的呀！本来要到第四季度才能收齐，为了支持办“民生”，市*府提前支取了。
但民生公司计划建2个船队，这笔贷款仅够让船厂开工，远不足付清全部造船费用。在多方筹措无着的情况下，1个多月前卢国纪在市经委交通处长胡自永支持下，斗胆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求助信，因没有直通渠道，就由邮局发出，贴的平信邮票。有没有结果，卢国纪不抱指望。那知5月14日那天，卢国纪突然接到市委通知，称中央决定给民生公司1万元贷款额度和吨钢材指标！
1个月后，又从北京传来一条好消息:商业部决定，给民生公司0吨平价柴油计划。重庆市也决定，在商业部这批油用完后，民生公司用油由市计委在计划内继续按平价供应。
交通部也通知长江沿线各港口码头，免费对民生轮船开放。
民生公司上下，奔走相告。应该说，兴奋心情自这年除夕就开始了。从王谦那里接受了第一个信息回来，卢国纪就马不停蹄地忙开了。他找来几位一直保持联系的老民生职工，年三十这天在他家里开会，会上大家那个兴奋呵，有的人激动得老泪纵横。
会议一直开到日落，差点误了团年。那顿年夜饭他们家家吃得特别有滋昧。筹备处成立后，各级领导和各方面的支持，天天带给他们新的欣喜，那时卢国纪已近花甲，那些老职工更是七老八十，但个个觉得生逢其时，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只筹备1个多月，就发出了第一个船队。
在那令人血脉贲张的环境中，“老民生”从历史深处复苏重现。在筹备处办公区墙上，随处可见当年的经营口号和制度条文，接待来客也是当年的标准――清茶一杯。一共4张办公桌拼接一块，大家不分彼此围桌而坐。
总经理卢国纪也同他父亲当年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午在街边大排档用便餐，天天步行上班，就是后来规模做很大了，也只用普通小车，还仅限于办公事。公司上下飘散着一种清正、奋发的创业气氛，所有闻风而来的记者莫不因此瞪大了眼。不仅如此，民生公司的第一个船队也让记者们兴奋不已，因为它直航江苏，此前地方船舶少有直航到下游的。
民生公司在顺利发展。到了7月流火时节，关于民生公司的一件事又引起了社会震惊。
那时民生公司的2艘拖轮正在船厂加班加点地赶工建造，预计9月就将出厂，卢国纪正为组建船员队伍，尤其特色高级船员四处奔走。7月30日，重庆市人事局长王松美打电话给卢国纪，说中央书记处派了个工作组到重庆来了，住在潘家坪招待所，让他第二天上午去汇报调人的问题。
卢国纪惊呆了，*中央！
滔滔川江将重庆同中原和华东连为一体，然而川江航道却是一条难以驯服的孽龙，古诗曰:“三峡滩如竹节稠，滩滩都是*见愁，”所以川江船舶驾引人员必须有特殊的技术，不仅要求会看水操舵，还必须背熟多公里内的水下礁石分布，一般说来，培养一名成熟的水手需要3至5年，培养一名成熟的舵工需要5至8年，而要想成为合格的引水、船长则往往得花上大半辈子时间，还必须悟性很好。刚刚创办的民生公司显然没条件完成任何一个周期，于是只能捡现成。
但当时想打破人才壁垒却并非易事。市长于汉卿前后两次亲自主持会议，同国营航运企业协商调人问题，最终也只为民生公司借来不到10位高级船员。一转眼，借期临近，新船又即将下水，卢国纪心急火燎。
这事被一位新华社记者知道了，写了文章，发表在《国内动态清样》，总书记胡耀邦在上面作了重要批示:“民生公司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重建的。民生公司的困难，各个部门必须主动帮助解决。”书记处就派出了这个特殊的工作组。组长是刚成立不久的劳动人事部的一位局长，副组长分别是交通部组织部长范仰澜及中组部经济干部局一位处长。
工作组要走了民生公司拟调人员名单，然后分别找相关单位负责人谈话。一个大难题，于是冰消雪融。
这事在业内外引起一片哗然，人们惊乍乍地讲述其中每个细节，边讲边唏嘘不已。唏嘘声中，人才流动、民营企业这些新鲜概念，悄然融进大脑深处。
相跟着，川江沿江相继冒起许多船公司，集体的，个体的，大者上10条船，小的不过几条船，也有1条船的，长江上下大大小小，五花八门，一共有了多家航运企业，一条江就热闹，“一江春水白白向东流”的局面被扭转了。
民生公司的故事至此还没完。因为重庆正乘势而上，把文章进一步做大，让这张牌发挥更大作用。
多年来，我国海运业务一直对地方航运企业说不，也难怪，同是水运，海运就比内河运输复杂，不光因为海洋的变数更多，对船舶和船员的技术要求更高，更还有疫检、换汇以及国家安全等等一大堆事。所以尽管经常有沿海省市申请开展海运业务，国家有关部门就是不批。
重庆支持民生公司搞海运。海运这块坚冰又被民生公司打破了。民生公司打破这块坚冰，有一点偶然。
民生重建，受到海外航运界
国家欣喜地看着这番云卷云舒，不失时机地假以援手，民生公司的海运申请得到特殊关照，民生公司很快就成为大陆首家具有海运资格的地方企业，而且是民营企业。一扇紧闭多年的大门就这样咣地一下打开了。
打开了就再没有关上。道理再简单不过:民生能走，为何大家不能走？于是，各省纷纷开航海运，后来还开航远洋，中国海洋运输业于是万马奔腾，一片繁荣，为改革开放注入一股蓬蓬勃勃的活力。
在重庆，一批航运企业紧随民生公司足迹，先走江海联运，后直接走海远，大家效益上去了，亏损帽子丢掉了，高高兴兴提回来一桶桶金，其中一部分后来成了别的项目的资本，比如三峡客运，比如移民新城房地产，等等，给重庆经济带来新气象。
民生公司的故事还没有完。
面对海外的频频示好，民生公司雄心勃勃，打算向海外更大领域发展，但总经理卢国纪已然花甲，公司要处理的事情也极多，这时候市委又帮了他一把。
卢国纪儿子卢晓钟在重庆师院当老师，教数学，廖伯康将他调出来，安排在市外贸局，让他学习外贸业务和经营管理。廖伯良给外贸局长交待:“局里处长参加的会最好也让卢晓钟参加，处长看的文件也让卢晓钟看，有的局*组会议也让卢晓钟列席。”
顺带说一句，卢晓钟在外贸局不拿工资，他的工资关系在民生公司。他在市外贸局所经历的一切，是特殊环境下的特殊处置，那也是一种改革。
1年后，卢晓钟被派到了香港，民生在那里有分公司。卢晓钟后来闯出来了，现在卢晓钟已经是民生实业集团总裁和民生轮船公司董事长，成了“民生”第三代掌门人。
七、一个心愿
赵紫阳总理年春那次来重庆，3月3日整天听汇报。
廖伯康作主讲，上午他走进会场，总理向他招手，要他坐到身边，廖伯康笑说:“对话对话，要对着说话，”边说边坐到总理对面。
忙了1年，搞活企业的各项工作陆续到位，重庆工业正逐步复苏并走向繁荣，下一步怎么办？市领导班子已经腾出精力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有些想法和问题需要总理解惑。面对面有利于一问一答。
上午汇报了1年来的改革情况，下午两点半，继续开会。廖伯康说:“1年来取得的成绩很多，工作中也碰到很多矛盾和问题，我能不能谈点问题？”总理说:“好呀。”廖伯康就说开了，一说就放了颗“炸弹”。
他说:“中国现在有一汽、二汽，能不能搞个三汽？重庆想成为中国第三汽车城。”
总理来了精神，语调提高了几分:“好呀！你的主厂房在哪里？”
廖伯康说搞一个没有主厂房的“三汽”。他强调两点，一强调抗战时期搞*工，重庆集中了一大批重工业企业和机械工业企业，二强调搞大三线，一批骨干工厂内迁以及国家大量投入，他说，重庆工业基础雄厚，门类齐全，综合性很强，又经过改革试点调整了企业机制，搞汽车完全无问题。他这番话尽管没有明确回答是否有“主厂房”，但暗示*工厂的现有基础设施和科技能力可以利用。
总理再问:“哪你准备搞什么车？”
廖伯康回答:一汽的卡车在重庆组装，供应西南的都是重庆装的，既然可以组装卡车，那完全可以搞汽车。红岩机械厂在重庆，还有汽车研究所，生产力量和科研力量都是国内很强的，重庆生产重型车应该没有问题。历史上重庆也试搞过小车，那还是在自然灾害时期，在土桥的一个企业，以苏联“伏尔加”作样本，一锤子一锤子敲出了小汽车，那时就能造，现在更别说了。改革试点以来，重庆实行市带县，农村比重加大，背后还有四川农村，所以重庆还应该生产农用车，满足农业发展需要。
总理最后表态:“你们把机械工业和*工企业联合起来，搞出了系列汽车，我就承认你的第三汽车城。”
下来省委领导刘西尧把廖伯康拉到一边，轻声回:“伯康，你有多大个资金，你有多大能力？什么都生产，能行吗？”刘西尧搞过汽车，知道那是高投入、高技术产物。他明显有些担忧。
刘西尧不知道，此前重庆市领导班子酝酿过汽车项目。改革让企业释放出潜能，全市又出现了产能过剩的苗头，所以市领导想给企业提供新的舞台，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同时也为重庆经济增添新的增长点，加快发展速度。他们想过许多项目，也作过一些调查，因为重庆的机械行业综合能力强，他们打算上汽车项目。
他们也曾有过搞汽车的尝试，同成都、昆明、贵阳合作生产卡车，重庆搞大梁大桥，成都搞发动机，昆明搞驾驶室，贵阳搞底盘，然后在成都组装，最终搞失败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由国务院“三线办”牵头组织的，之间连接靠的行*命令而非市场和经济利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昆明的驾驶室还在研制阶段，重庆就搞出了产品，一个光架架形不成商品。还有每个城市的产品都得经过长途运输，加大了成本，价格上就少了竞争力，前景肯定不会好。不过，这次经历让重庆对生产汽车积累了经验。
总理走后，廖伯康把管工业的几个市领导马力、周春山、刘隆华、*冶找来，还叫上机械局一个管汽车的副局长，让他们分头搞方案，然后再来汇总选优。
这边把任务分派下去，北京那边又出了问题。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初见成效，国人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汽车工业呈大跳跃态势。上海最早捕捉到战机，抢先同德国合作，生产出大众桑塔纳轿车，给几十年的以苏联车为主的中国轿车市场注入一股活水，那崭新的车身线型和极好的操控性能开拓了国人眼界，各地都跃跃欲试。
国家汽车工业总公司更大手笔地进行战略调整，计划部署一些轿车生产基地，为此把大批专业力量向点上集中，重庆重型汽车厂的汽车研究所也在调动之列，多名专业人员将被一锅端到济南。消息传来，市委赶快拦截。中汽总部的副总先后来了两三位，廖伯康就是不松口，后来总经理亲自来谈，廖伯康还是顶着，理由很说得过去:总理批准我们搞，我们得完成总理交办的任务。对方只好撒手。
但这一来，重庆再无退路，重庆汽车非搞成不行。
那些做方案的因此更谨慎，经过长时间酝酿考虑，相继拿出了方案。一个星期天，廖伯康将他们召集在一起，让各自谈方案。这个会从早上开到晚上，各种方案频爆亮点，但群星闪烁各亮各，一天下来，还没得具体结论。廖伯康说:“你们方案都很好，但5个方案都不能用，老话说‘五龙治水不治水。’我建议这事交给*冶同志，让他先把5个方案消化了，合并成一个方案，我们再议。”并且明确今后就由*冶主管全市汽车工业。
*冶是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他责任心极强，而且具有搞理工科的人那种执著和缜密。被点将后，他在近两年时间内，利用出差或开会的间隙，到各汽车厂参观学习，把自己由外行变成了内行。还不是那种勉强凑合的内行，他一度将汽车零部件包括每颗螺丝，一一分解，分成00多份，然后逐一分析哪些可以国产，哪些必须进口。真正懂了，他才知道了事情的艰难。
搞汽车，欲想成大事，必须具备3个基础条件:资金、技术、人才。而当时重庆均没有，起码不在这上面占优势。尤其资金，那可是成亿的投入呀，靠市财*？想都莫想！
*冶手头，其实是块烫手山芋。但他义无反顾，为了重庆工业振兴和重庆明天的繁荣。
他以自己的人品和诚信，换来了相关部门的信任和支持，一次就得到汽车散件的计划，结束了重庆汽车的“黑户口”历史。
为了筹钱，他去了石油部，那是他的“老家”。一天晚上，他坐在石油部总经济师周庆祖家沙发上，一张口就要数千万，并说“今天你不答应我就在这里坐一夜。”一付志在必成的架势。
周庆祖是他老同事、老朋友，事前还曾劝他调回石油部工作，说从克拉玛依到东海油田，这一辈子由他驰骋。他回答说他爱重庆，愿在重庆干下去。周庆祖见他事业心强，更尊重他。第二天周庆祖找了石油部长，征得同意，借给重庆万美元外汇额度。以后又追加0万。
以后*冶还分别从5个地方筹来钱，每处都是数以千万，就连西藏自治区*府，他也借来0万人民币。最后一笔钱，是在日本五十铃公司社长飞山一郎陪同下，从日本三和银行得到的0万美元授信额度。附加条件很简单，就是向三和银行的深圳分行存款，如此而已。三和银行显然是给了飞山一郎社长面子，因为飞山一郎社长一再说“*冶先生是我在中国最好的朋友”。其实三和银行不知道，飞山一郎社长一度是没把*冶放眼里的。
*冶第一次带团去五十铃公司，就差点坐了冷板凳。对方接待人员客气地告诉他，飞山社长有急事要飞往欧洲，只能会见并宴请重庆客人，不同重庆谈业务。*冶有些不快。专程而来，无功而返，搁谁心情也好不起来。
午宴前一刻钟，飞山社长露脸了。宾主相对而坐。稍作寒暄，飞山就直奔主题，也许他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
他用审视的目光看着*冶，上来就问:“你有外汇吗？”
“有。”就一个字。*冶明显感到对方的居高临下和咄咄逼人，但隐忍不发。
飞山又问:“你们*府同意吗？”
“有批文。”*冶平静地回答。
这让飞山态度稍微缓和了些。他换个话题:“你们中汽总公司喜欢江西汽车公司，我同中汽总领导关系很好，要不要我帮忙说几句？”
*冶委婉地挡回去:“不用了。国内事好办，自己可以解决。”
飞山直视着*冶，抛出更具挑战性的问题:“你们的先生购买了我们的技术，万美元的入门费至今未交。”他指的是之前重庆同五十铃的一次交道。
*冶告诉他，这事自己不知道，接着反回:“你们什么时候要？”尽管自己与这事无关，但他还是把责任接了过来，他要顾全大局。
飞山试着说年底如何？*冶当即答复:“行。到时准还。”
飞山大出意外。开始对*冶刮目相看。宴会后，他并没走，另选个地方留下*冶单独谈。这次气氛明显不同了，飞山主动提到了合作。以后飞山开始同*冶来往，但真正认同*冶，那还是飞山来三峡那次。
那是年5月下旬，经过了许多周折，飞山同重庆的关系已经越走越近，终于应重庆之邀，要偕夫人来三峡游览。为了接待特殊客人，重庆作了充分准备，包下“神女”号游船，换了最好的驾引人员和服务人员，空船开到宜昌候迎。谁知恰恰就在这时，*冶被诊断出脑瘤，并在市委和医生坚持下动了手术，被取掉一块头骨，医院病床上打点滴，与飞山游三峡的档期撞了车。市委准备另派人陪飞山，*冶坚持不允，他觉得临阵换将对今后不利。经过他再三争取，市委作了让步，但专门派主刀医生带上护士随行，以防万一。
飞山步上游船，看到头缠纱布，却一脸笑容的*冶，一怔，当弄清缘由，他大为感动，此时他从心里认同了这位重情义的朋友。
就在这次航行途中，飞山明确表态，向重庆出让技术，价格由双方管事先生去谈。他们的要价低到出乎重庆人意料，连设备、模具在内，一共才万美元。双方最后均大笑着走下游轮。
这一幕被历史定格，成了一个重要节点，重庆庆铃汽车公司从此萌芽破土，迅速崛起。重庆汽车工业紧随其后，舒枝展叶，以至石破天惊，最终成为重庆重要的支柱产业，为壮大城市实力，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做出了了不起的贡献。
一位市委老领导评价:在重庆汽车工业发展中，*冶是重要奠基者之一。
在改革试点期间，重庆各行各业还有无数类似的奠基人，有化工方面的，有电子方面的，有商贸方面的，等等，等等，他们的努力，成就了重庆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
而重庆经济也随着现代工业发展拾级而上，最终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要的经济增长极，进而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重要基础。（全文载完）
（本文是作者根据他本人之前采访廖伯康先生的记录和有关资料整理）
作者简介：余镇，重庆长寿人，上世纪60年代中期生，年大学毕业后在四川省级媒体任编撰人，9年辞职自创文化媒体公司，出版著述3部，策划拍摄电视剧、片余（部）集，十余篇高级人物访谈录问世于有关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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